“福醫”觀念延續甚久，明清人或謂之“時醫”，“時”字為“走時運”之意，《古今圖書集成·096藝術典》[3]卷523明人徐春甫《古今醫統》“時醫”條：

　　俗云“名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有時運造化亦能僥幸，常自云“趁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

　　有趣的是，人們認為福醫的造化也有窮盡之時，正當其“時”才能有效，故有“趁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之說。清代曹去晶著《姑妄言》[4]第二回：“但那時醫生的技倆，原是有限，而內中又有兩等，一等是窮的，一等是富的。若是那窮的，只好守著藥箱，袖手在家高坐，十日半月，藥都霉爛了。間或賣出一兩劑，聊為糊口，大約終身不過如此。或者等到十年運來的時候發財也不可知，不然再無望矣。”再例如清邵之棠主編《皇朝經世文統編》卷99《格物部五·醫學·論中西治疾之法不同》：“其有稍著名譽，號為‘時醫’者，輒聲價自高，非重聘不至。平日居移氣養，移體高視闊步，無異達官貴人。然叩以脈之浮沉遲數而不知，問以藥之攻補寒涼而未悉，惟恃十年運氣，得以坐致萬金。”看來所謂“時醫”的運氣一般都被認為是十年左右。

　　這種“時醫”和福醫一樣，都是醫術低下者，故而常成為名醫們的嘲諷對象，明張景岳《景岳全書》[5]卷3《論時醫》：“時醫治病，但知察標，不知察本，且常以標本借口，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是豈知《內經》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見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緩也？孰當急也？孰為今日之當急？孰為明日之更當急也？緩急既不知，則每致彼此誤認，尚何標本為言乎!”《薛氏醫案·外科樞要》[6]卷1《論瘡瘍陽氣脫陷》有一名陳遜者陳辭，云仰賴薛已治好其妻之病，“病婦非翁，必誤入鬼錄矣，謹附此以告后人，毋為時醫之誤”。這些雖然都是對時醫、福醫的嘲諷與批評，但也能從側面證明當時民眾盲目信賴“時醫”現象的普遍與頑固。

　　我們必須指出，“福醫”、“時醫”并不能簡單等同于“庸醫”，應該說福醫、時醫是一部分被神秘化了的庸醫。民眾對他們的迷信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可以說其心理已受到福醫、時醫頭上“運勢”光環的壓迫，以至于當“福醫”、“時醫”失手的時候，患者往往向內而不是向外尋找未能痊愈的原因，例如清代龔煒撰《巢林筆談》[7]卷4《吳中時醫》：“吳中時醫某，始以痘科得名，漸及大方，名益噪；負技而驕，不多與金錢，雖當道或不赴，時亦以此受辱。服其藥者輒見殺，而名不少損，蓋小效歸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輕心躁氣，不惜以身命嘗者，踵相接也。”疾病痊愈，人們習慣于歸功時醫，一旦殞命，則歸于定數。迷信至此，已是可悲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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