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派既同條而共貫，雖屢經數醫辨難，藥方終略無所殊”，這正是西方醫學擺脫希臘蓋侖醫學體系形而上學階段、走向實證科學主義階段之后的形態，折射出醫學教育學校化和醫療資源管理標準化后的成效。惟有政府或者行會組織建立起權威的醫生從業資格審查標準和程序，才能使醫人水平高低有客觀的判斷標準（以學歷或執業資格證書等為表現形式），這樣，獲得“憑證”的醫人水平將較為整齊，權威容易建立，而醫生對病人的權威一旦建立，那些有財力、權力的患者將不再熱衷于頻頻換醫。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簡單明白的醫人水平衡量標準，廣大基層社會民眾將不再需要投靠醫人的“運勢”。無怪乎隨著20世紀以來中國建立起現代化的醫療資源管理體制，自唐代開始延續1000多100年的“福醫”、“時醫”觀念如熱湯沃雪，迅速消融了。

　　綜合以上作一總結：千百年的中國歷史上，民眾對醫人的醫術缺乏足夠的信心，在求醫問藥過程中有很強的運勢觀和僥幸心理。這種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民間醫人的水平一直在一個比較平庸的層面上徘徊，其“治愈率”按照當時的標準來說大約為五成，這是個很微妙的數字，低于它會造成民眾對醫學喪失信心，轉而求助鬼神，而不多不少的五成治愈率可謂有“雞肋”之效，一方面使人們不能完全離開醫人，一方面又促使人們產生強烈的撞大運心理，“福醫”、“時醫”觀念正是這種僥幸心理的扭曲反映。民眾追求的多半不是醫人的醫術，而是那種神秘莫測的運勢。而醫師水平、從業資格長期缺乏客觀、權威衡量標準的狀況更進一步推動了福醫、時醫觀念的延續。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古代民眾——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基層民眾——生活質量有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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