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陸軍、水師兩個軍種。陸軍有步兵和騎兵兩個兵種：八旗兵由于騎兵多，以騎射為特點，因之盔甲、弓箭及所佩刀為各營經常使用的戰守武器。除大炮自明末以來吸取西法制造外，其它刀槍矛箭，都是中國兩千年來的舊傳。清代前、中期在武器上實無多大特殊之處。

　　一、部隊軍醫的派遣
　　在鴉片戰爭前，清沿襲明代的制度，軍醫也由太醫院派遣。如果軍隊需要醫生時，由禮部選派兩名醫生乘驛前往，并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也有奉特旨前住部隊的。
　　總之，清代在新軍成立以前，軍隊中似無固定的軍醫名額。遇有將士患病，多系臨時奏請派遣，據《東華錄》的記載，從乾隆以至光緒朝，一般高級將領負傷或疾病時，如軍情緊急或病勢較輕，則派御醫或醫官前往，令其在營調治，或至附近城市與省城就醫，藉資坐鎮；如病情嚴重，則給假返里，或回京調治。
　　至于戰士則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時，由太醫院配發時癥藥物及急救藥品。如痧藥、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其余受傷患病兵丁，戰時在營調養，戰后則遣回治療。這樣，在軍隊中既無固定軍醫，又無經常衛生設施，只是臨時應付，根本不能解決軍隊的醫療防疫問題，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無策。如湘軍與太平軍之戰，鮑超一軍病者6670人，死者數千，潰不成軍，就是很好的證明。

　　二、對瀆職醫官及官員的處分
　　因為軍醫隨軍作戰比較辛苦，一般醫生多不愿充任而雇人代替。《大清會典·太醫院》規定：隨征醫官，如果私自以庸醫充代的，必須治罪。還規定凡軍士在鎮守地方患病，鎮守官不備文請求醫治的，笞四十；因而致死的，杖八十，若該省部門，不差撥良醫，或不治對癥醫治者，同樣冶罪。

　　三、對嚴寒酷暑所致疾病的預防
　　在嚴寒酷暑中行軍，常易發生凍傷或中暑，所以在各家兵書中，對如何預防嚴寒酷暑所致疾病的發生多有記載。如《揭子戰書·暑戰》中即提出：“暑氣能生疾疫，毋使久暴日中，為日暴則常餌辟暑藥而疾戰敵。為日暴當竣日盛，盔甲烙手，乃出。蓋寒瘃則陽氣衰，暑盛則陽氣痿，力靡可克也，”又如“乘雪而襲，因雪而搗，皆亂不疑，必萬有勝理，乃出也。……軍宜聚處，餌熱性之物，及熱欽食而后行，不當數出，令受風寒；不然，寒甚倒人之血脈，在北地人有指墮體僵，顛殞不支者，可不畏哉！”

　　四、對火器傷的治療
　　明季從西洋輸入佛郎機大炮，爾后，又有鳥槍、手銃等。其余傷力視冷兵器倍增，成為當時軍醫所遭遇的新課題。他們對大炮所傷，束手無策，僅對于彈創傷稍有處置辦法。但其治療原則仍與過去治箭頭入肉不出相同。明末清初的趙吉士(1628～1706年)所撰《寄園寄所寄·驅睡寄》引《客中閑集》說：“劉薦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莧菜與沙糖涂之，能出箭頭與鉛炮子”。至乾隆時，曾恒德《洗冤錄表》用南瓜瓤敷貼創口，使肉里槍子自出方，以及后來《軍中醫方備要》等書，仍舊將治療箭鏃不出的醫方，移作治療子彈不出的創傷之用。
　　至于用物理方法以灌取夾在肉內的槍彈，則在清初《調燮類篇》的“方抄類”中，已載有“沿取鉛子陷肉不出方”，如“鉛子入內者，用水銀從傷處灌入，則鉛隨水銀而出”，《軍中醫方備要》及《行軍方便方》等書也用此法。此法系利用高比重的液體性水銀浮出鉛彈，其構思是合理的，但如不能及時擠出彈道內的水銀，可能引起毒害。
　　其后，曾恒德《洗冤錄表》載：“槍子傷人著肉里者，以大吸鐵石吸子，其子自出”，《軍中醫方備要》諸書，也有此說，但對銅子就沒有辦法，不得不采用外科手術。此法首見于《軍中醫方備要》，在“中槍炮傷”條中說：“苦銅子難出，必用利刀割而取之，取盡方無患，再用童便洗傷處，洗凈敷藥，外用太乙膏護之”，該書還載有服用麻醉藥以開取子彈的辦法，所用有川烏、草烏、鬧洋花等，至于用內服藥以治子彈在內不出之方，不過是將金創常用藥，以治療槍炮傷而已。
　　總之，我國古代戰爭，在冷兵器時代，戰場上多以拳腳及刀槍而箭戟取勝，在治療上以金創折瘍為主。因此，古代軍事醫學很少專門著作，而附載于傷科之中，宋以后，隨著火器的發展，槍炮用于戰爭，其殺傷力實百十倍于刀箭時代，但在1840年以前，槍炮的應用不多，因此，在古代軍事醫學上，其療法仍與冷兵器傷的內容相似。雖然在手術、麻醉、用藥及治療技術上，比前代有所進步，但仍遠遠落后于當時軍事醫學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