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隊醫生的派遣
　　宋代部隊中的醫生都由太醫同派遣，當時擔任京師部隊醫療工作的有太醫局的醫學生和醫官。
　　神宗(1068～1085)時規定太醫局的上舍生和內舍生應輪流治療三學(大學、律學及武學)學生和各營將士的疾病。紹興元年(1131年)，因東京差到太醫局學生九人，判太醫局樊彥端奏請，按照祖宗舊法，專一醫治殿前馬步軍、三司諸軍班直，遇有緩急病患，依照太醫局歷來立定條法差撥，逐處醫治。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軍醫教育與一般醫學教育相通的史跡。后來全國各地駐泊醫官，多由太醫局選派。宋太醫局分科與教學課程，有瘡腫兼傷折、金瘡書禁等，均與軍醫特別軍陣外科醫生的培養密切相關。
　　太醫局醫官也擔任京師部隊的軍醫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軍民疾患，令太醫局選派醫生，按照班值軍醫坊巷，分認地段診治，由開封府郡官提舉合藥待疾患稀少時停止此類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駐屯內地與邊防的駐泊(常駐）醫官，也由太醫局指派。大觀三年（1109）尚書省會同太醫令裴宗無上書，請派在京七百余名醫官到各地擔任駐泊醫生，并提出派遣的具體措施。將醫學分為大方脈、瘡腫等科，并將州郡也分等(計分三京7人，帥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遠州及遠州各2人)，依照科別及考試成績分配，以解決地方駐軍醫生的不足。
　　宋代內地與邊防的駐泊軍醫，經過這次補充調整有一定的改進，但北宋全盛時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醫官，加上原有駐泊醫官，仍不過八百多名，每州還分配不到三名，何況還要為州府的吏民醫療。

　　二、“醫藥院”（地方軍醫院）的設立
　　地方軍醫的組織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載有在廣南地區為兵民設置醫藥的事。比較具體而確屬地方設立的軍醫院，為河北磁州知州趙將之設立的“醫藥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舉進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殘破，軍民遭受嚴重的傷害。在磁州(河北磁縣)由趙將之首先創立“醫藥院”收容潰散的傷病員。趙將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應設立地方軍醫院，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可惜當時北宋已頻于覆亡的前夕，雖然政府同意這一建議，但不久汴京淪陷，徽宗、欽宗被虜。除在磁州設立外，并未見其它路府州郡實行。但趙將之所設醫藥院，可以說是由地方設立軍醫院之始。

　　三、預防中毒、飲水選擇及軍糧保管
　　戰爭中為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擇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時有發生，所以防毒與解毒也是古代軍醫的一項重要任務。除飲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歷代兵書多記載：凡為行軍指揮官，在駐扎敵人下游之地，或占領敵人城池之前，首先應發出的號令就是防毒。
　　《武經總要》提出：“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沽賣酒肉脯醢麩豆之類，亦須審試，方可食之”。《虎鈴經》對水土美惡，水泉的來源，和四周環境都極注意：“領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黃黑以膠投之，可以得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良，當于其側(鑿井)以汲”。
　　對于軍糧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記載。但在北宋時，因政府準備征伐契丹，將許多軍隊移駐北方邊境，為了保證軍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糧秣的軍隊負責人認真領導曝曬軍糧，政府派大員監視。每年曝曬及除舊換新的保管政策，對軍糧營養價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爛的確是一項重要措施。

　　四、部隊疫病的防治及藥物的供給
　　《虎鈴經》在卷十中專門列有“疫氣統論”，指出駐扎卑濕之地，水土不服及飲食不宜三者，是軍隊發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為了防治部隊疫病的發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節，常由太醫局定方，配置夏藥、瘴藥及臘藥，或令惠民和劑局支付，發給各軍常備藥物，并在疫情嚴重時，由太醫局派遣醫官治療，如慶歷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該地，夏秋之交�？嗾戊F之疾，令醫官院命方和藥，遣使以給。又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詔：建康(南京)、鎮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軍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轉運司支破系省錢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藥餌，差撥職醫，分頭拯救，務在實惠，不得滅裂。荊、襄、四川準此�！边@次軍隊傳染病流行地區，包括江蘇、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國土一半以上，疫情極為嚴重。
　　至于諸路將帥、統制、統領等，則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諭賜藥，如紹興九年(1139)賜陜西六路帥臣銀盒藥，紹興二十七年(1157)詔知全州王彥，與賜夏、臘藥等等。
　　宋代對部隊傳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進行醫療外，在軍事行政上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將軍隊成員的駐地作適當的調整，將不習慣炎瘴的北方部隊，從南方調到北方；而將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隊，從北方調到南方；其次，將部隊從傳染病或地方病高發區移至低發區，或其他地區休息；其三，屯駐部隊兩年一代；其四，規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辦法，以減少屯戌部隊疫病的流行。

　　五、傷病員的醫療與運送
　　《武經總要》已提出根據傷病員病勢輕重，結合當時戰爭環境，決定隨軍留治或送地方醫療，并規定每日本隊將校親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報)，大將間往臨視(即隨軍醫治)”。“如棄置病人，并養飼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埋瘞者，斬”。此外，只要條件允許，對死亡戰士的掩埋，死者家屬的安撫，都應盡力作好，否則，“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當時對詐病者也有懲罰條例�！段浣浛傄芬幎ǎ骸案矣性p病推避者，給以軍法”其后《虎鈴經》卷二在“軍令第九”中，更嚴厲指出：“托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之，此謂詐軍，如此者，斬之�！�
　　《虎鈴經》還有專章討論金瘡、疫氣及皸瘃的治療，以及營地與水源的選擇等醫療衛生問題。在“金瘡統論”中總結了金瘡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勞力、妄想、熱羹粥、飲酒、咸酸)，九不治(傷腦戶、囟門、臂中跳脈、髀中陰投、心、乳、鳩尾、小腸、五臟)，和四絕癥(腦髓出、腦破而咽喉中沸聲啞及目直視、疼不在瘡處、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經驗；這說明兩宋在處理金瘡時，對其證候、治療及預后有了一定的認識。該卷中還列舉了不少治金瘡的方藥。如金瘡方、金瘡中風痙口不語方、中毒箭方、箭鏃出后服食方、及萬槍破腹腸胃突出方等。以上關于金瘡的統論色及方藥，代表了宋代軍醫和軍陣外科的診斷與治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