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能否據封演關于陸羽著《茶經》，講“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由是茶道大行，認為中唐最初提及的茶道文化，就只是一種只講如何煎茶設具的飲茶物質文化呢？不能。因為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產生的，它是在先前茶葉文化的基礎上穎脫出來的一種次生文化，是茶葉物質和精神文化在飲茶方面的集中體現。也以陸羽《茶經》來說，《茶經》中雖未提到“茶道”二字，但如封演所指那樣，有了《茶經》，才有茶道和茶道大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可以把《茶經》看作是我國第一本茶道的專著。在《茶經》中除講到如何選茶、擇水、用火、設具和飲用茶葉之法以外，還提到了“茶性儉”，“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①。這即是說，在《茶經》和最初的茶道中，陸羽和大家在講究飲茶之法的同時，一開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這精神的一面，不是來之于其他，恰好正是從茶文化的淀積中承繼過來的。《茶經》提出的茶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飲茶者，飲茶時要修心養性，效做這樣的人。
　　陸羽《茶經》中飲茶之道要求做精行儉德之人的這條，如溯其源，我們由《晉書》桓溫和陸納傳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視之為是“素業”，即可找到其根緣。當然，當時在中唐陸羽、皎然等倡導茶道之時，關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內涵，并不只是要求做“儉德”之人一點，至少從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爾真”，其內容自然是極其豐厚的。８世紀繼陸羽《茶經》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書《茶述》，其對茶和茶文化特點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這幾句，對茶道在物質上如何更好愉悅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養，說直接些，有點現在茶道宣揚的“和敬清寂”的韻味了。
　　
　　我的日本學友，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的倉澤行洋教授，前不久在其一篇有關日本茶道文化的序言中稱，“日本茶道是出生于中國的，她的母親就是中國茶道”①。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滕軍博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論》中考定，茶和茶葉文化從中國傳至日本，大致在“８世紀末、９世紀初期”是毫無問題的；如果這一時間不錯，茶傳至日本的時間，也是在茶道一詞和我們上說唐代茶道文化出現二三十年以后，中國的“茶道”一詞和茶道內涵，當也是這時和中國的茶籽茶種一起傳到日本的。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國和日本茶道的傳衍，史實和上引倉澤行洋先生的結論是那么的奇妙和巧合：日本茶道的確是出生于中國，而且還應該說是中國茶道的“獨生女兒”，自從遠嫁日本以后，茶道在日本的國土上得到了綿延和發展，但在其故土中國，雖然講究飲茶之道的實際茶道一直長存，但如日本那樣的以茶道之名的“茶道”，似乎在唐代中期出現和發光一段以后，一直沒有興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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