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９０７年，唐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終于為五代十國所替代，使我國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據的局面。北方又處于連年戰火不熄的動亂之中。分裂和割據對民間飲茶和茶葉消費有一定影響。上層社會特別是王室在唐朝把飲茶早已溶入他們生活，所以，不管社會變動有多大，他們還是會想出各種辦法來滿足他們的生活習慣的。這一點，我們不妨舉唐僖宗的一個典型例子來一說。公元８８１年初，黃巢的起義大軍從洛陽接著攻下了長安，這時僖宗從陜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還沒有下詔叫顧渚等地停辦貢茶。是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貢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寫了一首極其哀傷的詩，稱“今朝拜貢盈襟淚，不進新芽是進心”①，一方面表示對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嘆國家到這樣一步，還不忘繼續征辦貢茶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樣，雖然實際只剩中土一小塊地方，且５２年更換了五個朝代，江山一直處在動搖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貢茶賜茗之風，還是一直保留了下來。
　　
　　關于五代茶葉貢賜情況，我們可從《舊五代史》隨便摘幾條史料來說明。如《梁書·太祖本紀》載，開平二年（９０８）三月，“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群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乾化元年（９１５）十二月，“兩浙（吳越）進大方茶二萬斤”①。《唐書·明宗本紀》載：天成二年（９２７）五月，“偽吳楊溥貢新茶”；長興三年（９３２）冬十月，“湖南（楚）馬希范、荊南高重（從）誨并進銀及茶”②。后晉高祖本紀載，天福五年（９４０）三月，“詔朝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頌賜茶藥”③。后周世宗本紀也載，顯德三年（９５６）三月，“江南（南唐）李景（璟），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乳茶三千斤”。不久，南唐又再次派宰相向后周“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④。
　　
　　類似的記載還多，這里就引這些為例。前面在南北朝部分，我們講過北魏時，鮮卑人喝奶不飲茶，每次朝宴雖都有茶水，但南方來投的臣僚，“皆恥不復食”，只有兵士賤役的南人才吃。
　　
　　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時就不同了，不但漢族，就是后唐、后晉和后漢沙陀貴族，在他們入主王宮以后，也和唐代宮廷生活一樣，尚茶之風不衰，貢賜之制不絕。
　　
　　至于這一時期南方的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雖然分屬五六個小國各自進行，但由于社會較北方相對安定，有的政權對農田水利和經濟建設也比較重視，所以，不但沒有衰落，如閩、楚等還有顯著的發展。這我們舉五代各國征收茶葉賦稅的一些史實為例。五代時，一仍唐末藩鎮割據的局面，茶稅既繁又重。如后唐明宗時，省司及諸府皆置稅茶場院，“自湖南至京（汴梁），六七處納稅，以至商旅不通”①。又如湖南楚國馬殷，從判官高郁請，聽民自摘山收茗，籌募戶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賣于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歲數十萬”②。
　　南唐李氏時，廬州舒城縣，“歲納贍軍茶七千三百五十斤”；南漢（都廣州）劉時，新州（廣東新興）等以運茶歲久損棄，竟將茶價數十萬攤派給部民郭懷智等百余戶輸之，并沿以為常③。上面雖是講的茶葉稅制、稅額，但透過賦稅，多少還是可以看出其時南方茶葉生產和貿易的某些發展的。
　　
　　關于五代南方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我們還可從有關茶書和農書的技術記載中找到說明。如過去制茶和茶類，直到唐朝中期陸羽的《茶經》中才具體談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幾種，至于這些茶的形制、特點和名字，陸羽沒有再細說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錫的《茶譜》中，對全國各地生產茶葉地名、園名、茶名、重量、制法、特點等等，就記述得很清楚。這里舉蜀州、邛州等記載為例：“蜀州晉原、洞口、橫源、味江、青城，其橫源雀舌、鳥嘴、麥顆，蓋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貢茶；芽葉相抱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薄如蟬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的情況是：“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大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綠等上中下茶”④。《茶譜》指明“清明”日火，“火前”和“火后”之外，如龍安還有清明這天造的“騎火茶”。從上錄毛文錫《茶譜》的這些散茶名字，我們不難看出，其較之陸羽《茶經》記述的內容和反映的加工制茶技術，明顯要提高了一大步。這里要補說一點，《茶譜》不僅詳細述了纖細陽春的形形式式的高檔散茶，而且也一一錄下了各地形制和大小不一的團茶或餅茶。如臨邛的“火番餅，每餅重四十兩，入西蕃黨項重之”；小的如“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說明緊壓茶的制作，在這時也有很大發展，而且還顯示是一種適應商品性生產的發展。
　　
　　再如茶樹栽培技術的記載，我們說過，陸羽《茶經》最早比較系統地提到了茶樹生產技術，但比較約略，對當時的茶樹應該怎樣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這時《四時纂要》的這部農書中，對如何種茶和茶園怎樣管理，記述得就十分詳細，以至在我國整個古代，有關茶樹栽培技術的記載，基本都是照搬《四時纂要》的內容。如果不是當時發展茶葉生產的需要，《四時纂要》和唐、宋其他農書，就無須要提茶樹的栽培技術；又，沒有五代茶樹栽培管理的提高和進步，也不可能有《四時纂要》那樣翔實和合理的技術記載。所以，綜合上述各點，我們認為五代北方社會經濟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葉生產和貿易反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