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勾勒茶業和茶葉文化的面貌，由于古籍中對茶的記述實在太少，所以，筆者主觀的成分很多，只能說是一家之言。還要承認，就是我把這些不多的資料盡可能把他們聯系起來，但對于這時茶葉生產、制造、貿易乃至飲用的情況，仍是沒有敘說清楚。這種情況，從南北朝以前歷隋一直到初唐，都沒有多大改變。黃河流域在西晉以后，就不斷有飲茶的可靠記載，但是，實質上至唐朝初期，我國北方“仍不多飲”，飲茶和茶的貿易仍不普及。
　　
　　唐朝，具體說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發展史上，是一個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時代。史稱“茶興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劃，始有茶字；陸羽作經，才出現茶學；茶始收稅，才建立茶政；茶始銷邊，才開始有邊茶的生產和貿易。一句話，直到這時，茶在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中，才真正成為一種顯著的生產事業和文化。因此，本節在著重介紹唐代茶業發展的同時，對茶文化的某些建設、發展，也附帶作些剖析。
　　
　　（一）茶禪的相互吸收和促進
　　我國茶業為什么到唐代一下就興盛起來呢？學術界有不少分析，如臺灣朱重圣先生就歸結為這樣幾個原因：①交通發達，運銷便捷；②陸羽《茶經》，直接鼓吹；③僧道生活，間接刺激①。這也代表大陸一部份學者的看法。這三點，特別是交通條件，無疑都是唐代茶業蓬勃興起的重要原因。
　　
　　不過，我們強調交通或把交通條件放在首位，并不是說其作用和影響，就比陸羽倡導和僧道生活的影響更大。事實上唐代茶業的勃興，是諸多條件的綜合因素造成的。如楊華在《膳夫經手錄》中所說：“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建中以后盛矣”②。顯然，楊華這里所說，是指北方飲茶發展的情況。《膳夫經手錄》清楚指出，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北方飲茶還不多，至肅宗和代宗年間，稍稍多了起來，德宗建中以后，就可以稱盛了。唐朝南北交通的運輸動脈是運河，這從隋朝楊廣起至整個唐代，都沒有什么大的變化。那么，為什么在唐代初期和盛期我國茶業沒有發展起來，至安史之亂國庫空竭之后，倒反熱熱鬧鬧發展了起來呢？很明顯，這就不單是交通條件，而當是或主要是后面的原因起作用了。
　　
　　這一點，唐代封演在其《封氏聞見記》中，有很好的說明。其稱：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自鄒（今山東鄒縣）、齊（山東臨淄）、滄（河北滄州）、棣（山東惠民）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①。這段記載，也同樣反映，我國黃河流域飲茶的風氣，是在開元以后隨北方的“大興禪教”而連帶發展起來的。
　　
　　禪教是佛教的一宗，所以也叫禪宗。所謂“禪”，也就是“止觀”的意思。即通過坐禪入定求得心靜為“止”；觀或稱“觀心”，對心進行反省觀察，進行宗教修養。這種止觀禪法，是隨佛教的經籍，在漢時就傳入我國的。但是，禪宗托始菩提達摩，真正作為佛教的一宗并在我國流傳，是在南北朝時期。禪宗是中國獨有或“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它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及五代。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日趨腐朽，兵災相繼，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時禪宗宣揚“頓悟成佛”，向人們傾銷去“天國”的門票，這尤其對遭受安史之亂禍害最深的中原人民來說，更為歡迎，更是虔誠。所以如《封氏聞見記》所說，當泰山靈巖寺一開門傳宗，就很快風靡整個中土了。
　　
　　禪宗有很多支派，泰山靈巖寺的禪宗是哪一派？不詳也沒有必要去考證清楚。不過從其坐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來看，可能是屬于信奉“安心”漸修的一派。但也有與之相反的派系，如南宗馬祖派提倡禪滲透于日常生活，主張“饑來吃飯，困來即眠”，他們的修心就不那么嚴格①。但我們不能抓住禪宗馬祖派的例子，即否定《封氏聞見記》的真實性。事實上這條史料，對照唐代茶業的其他文獻記載，其所說還是極其準確和可靠的。
　　
　　誠如封演所指出，在唐開元以前，我國對茶，還只是南人好飲之，北人不多飲。所以，茶基本上處于一種南方自產自飲的狀態。眾所周知，在漢以前，我國人口大多聚居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雖然唐朝時南方的人口經漢末、西晉末年和安史之亂等幾次北民南移的充實，人口有了較大增長，但與中原相比，還呈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狀況。所以，如《膳夫經手錄》所說，至德宗李適以后，“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隨北方飲茶的風起，我國南方的茶葉生產和南北茶葉貿易，也相應較快地發展了起來。結果，如《封氏聞見記》所載，南方各地所產的茶葉，源源“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在一個不長的時間內，我國南方主要是長江流域各地的茶業生產，差不多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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