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和東晉一樣，我國也處于分裂割據的局面。因為這樣，所以南北朝茶業和晉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實際內容上，也都存在著直接的承繼和連續關系。在這一角度上，也可以說南朝茶業純粹是東晉茶業發展的一種繼續。
　　
　　舉例來說，這一時期和東晉一樣，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葉生產隨經濟發展而有相應發展時，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帶的茶業，尤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如三國兩晉時，我們從文獻中所見的重要茶業產地，幾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荊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時，如《桐君錄》所載：“西陽（治位今湖北黃岡縣東）、武昌、晉陵（今江蘇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錄》又作《桐君藥錄》，是一部本草類的藥書，據考約成書于南朝劉宋時期，從這部藥書所刊的三種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屬江淮的范圍，最東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興一帶。又如陸羽《茶經》引《宋錄》也載，豫章王子尚等訪八公山曇濟道人，“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謙之《吳興記》所說的烏程“溫山，出御荈”等記載，都反映其時江淮一帶，應建康茶葉消費的需要，不僅茶葉生產而且在茶葉質量上，也獲得了明顯的提高。
　　
　　再如在禮制上，晉以前只有用茶敬賓待客之俗，至南朝時，進一步運用和擴展到了對祖先神靈的祭祀上。如《南齊書》武帝本紀中提到，蕭頤臨死前詔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
　　
　　天下貴賤，咸同此制。”②這是蕭頤針對當時貴族厚葬糜費提出的改革。在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樣二點：一是其時江南飲茶，已和飲酒、吃飯相并列，變成了一種日常生活內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蕭頤遺詔之前當即流行于民間，遺詔對貴族的實際約束雖然不大，但對后來社會上推廣以茶為祭，還是有較大作用的。又陸羽在《茶經》引梁·劉孝綽《謝晉安王餉米等啟》中也載：“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膊、酢、茗八種。”①這里再次證明，茶在這時已和米、酒一類并列，成為人們尋常的飲食之一；這或許也是后來俗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前身。另外，后來特別是唐宋時，宮廷有不時向臣下和“番使”賜茶的禮儀和習慣，我國歷史上的賜茶之風，至少從文獻來說，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這里還要指出，南北朝時，盡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長期處于不尚茗飲的游牧民族統治之下，但從史籍記載來看，晉以后北方飲茶雖然未發展起來，可是飲茶似乎也一直繼續未斷。如《洛陽伽藍記》中記及，瑍玡王肅從初仕建康后來轉投洛陽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和飲茶，一喝一斗，京師士子就譏之為漏,飲而好羊肉和酪漿了。“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不復食，惟江表賤民遠來降者好之”②。這條史料清楚說明，拓跋魏時，洛陽鮮卑貴族雖不尚茶，但并未禁斷南北茶葉貿易。相反，在宮廷中還專門備有茶葉，隨時用以招待、宴飲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來客。這說明中原自西晉開始流傳飲茶以后，即便東晉、北朝時南北阻隔，北方戰亂頻仍，但是茶葉仍以其不可中輟的魅力和需要，繼續綿延于中原社會。
　　
　　最后還應一提的，是以歌頌和描寫茶葉內容的茶詩茶賦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記載，也漸為文人所關注和重視。如陸羽《茶經》中所錄的王微吟“~--”雜詩，鮑令暉的《香茗賦》，以及《坤元錄》、《括地圖》、《吳興記》、《夷陵圖經》、《永嘉圖經》、《淮陰圖經》和《茶陵圖經》等有關茶事記載，即是南北朝時我國茶業較前進步發展的很好例證。那么，南北朝時茶業和茶葉文化較前究竟有多少進步和發展呢？很難細說，不過，《洛陽伽藍記》中關于北魏中大夫楊元慎戲辱南方降臣陳慶之的“驅鬼詞”，頗可借喻。《洛陽伽藍記》稱，一天陳慶之得病，求人解治，楊元慎自稱能治，慶之也就聽憑元慎治療了。元慎含一口水往慶之身上一噴，嘴里念念有辭說：“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蒪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①慶之聽了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頭上說，“楊君見辱深矣”。這則故事雖然經文人加工，我們對北魏貴族趣笑南方吳人生活習俗那些尖刻言詞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對于“茗飲作漿”的吳人的范圍，則倒可以去一究。這里提到吳人的地域有二處，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還爾丹陽”，即相當今江蘇南京和鎮江二市及安徽蕪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謂“兩吳”之域。但是，這里實際并不是只指“西吳”或整個“三吳”的吳地，從“手把豆蔻，口嚼檳榔”的所指來說，其范圍還當包括南越在內的整個三國時“東吳”的地域。這也就是說，在南北朝時，我國飲茶或茶文化的流傳區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計，大致也達到包括三國時吳的這樣一個范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