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孕育中的茶葉文化，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思想和文化內容。這一點，我們從陸羽《茶經》引述的《神異記》中的“丹丘子贈大茗”的故事，《食忌》關于“苦茶久食羽化”的傳說，就可明顯看出，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經》中也搜錄有晉《異苑》剡縣陳務妻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續名僧傳》關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飯所飲茶”的記載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傳的是佛教因果報應思想；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國茶文化的聯結。不過，這里需要補充一句，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但其教義的“中國化”，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關于這一看法，有人可能會引“西漢僧人甘露師”植茶蒙山，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系比道教更早，其實蒙山茶的傳說，現在好似與佛教有關，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茶業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清凈法引經》和《老子化胡經》等偽經一樣，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一為儒童菩薩孔子，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后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①。所以，關于蒙頂茶系西漢甘露大師（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手植的傳說，純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這時的茶葉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進了某些儒、佛、道哲學思想外，在物質文化方面，也較漢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如漢以前，我們無法知道其時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王褒《僮約》“烹荼盡具”、“武陽買茶”二句，前一句古作“非指茶具；后一句雖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陽去買茶，但是否用來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說了。但是，西晉時，如《世說新語》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坐席竟下飲”；杜育《荈賦》“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①等描寫，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禮俗，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器，也已頗為講究，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但就上述幾點，我們也能看出，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已油然浮現出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晉朝是我國傳統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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