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論述，還有許多。隨便舉其典型者即有：“首先要明確的，辨證論治與對癥治療有本質上的不同。辨證論治是根據多方面的各種因素，和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情況，做出不但能解決當前、而且有利今后的方法。”（姜春華，沈自尹著《中醫治療法則概論》）“辨證論治，是中醫各科普遍應用的診療法則，與對癥治療有所不同。雖然，辨證也要以癥狀為依據，但不是單憑一癥，而是要結合望、聞、問、切四診，根據患者所有癥狀，分析辨別，找到能反映疾病本質的證據，才算達到目的，僅只注意一個癥狀，就不可能全面了解病情，甚至還會歪曲實質而為病變反映出來的假象所蒙蔽。所以辨證論治的整個步驟，從了解病情經過與全身癥狀，分析病因、病理，考慮治則，抉擇方藥，必須通過細致的思考過程，非簡單的對癥治療可比。”（湖南省中醫藥研究所主編《中醫臨證要覽》）

    產物：緊靠巴甫洛夫學說和辯證唯物論

    任應秋先生在1955年首次提出“辨證論治”時即云：“我們認為這種辨證論治的整體體系，是和現在蘇聯先進醫學主張：‘我們不是治療某一病患，而是治療病人，于治療時應當注意病人身上發生的變化組合，在看護病人時，必須考慮整個病人，而不單注意于罹患器官’的理論是殊途同歸的。”（《偉大的祖國醫學的成就》）

    方藥中先生云：“中醫治療體系的合理核心即其實際應用經驗部分，其基本精神是合理的，與現代病理生理學的基本觀點有其符合之處，不過現代病理生理學的研究是在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和米邱林遺傳學說，進化論的生物學觀點基礎之上及現代科學實驗基礎之上建立的，因此，在理論方面有比較豐富的科學物質基礎，而中醫治療體系則為一純粹的經驗醫學體系，其對于疾病的認識，完全從經驗中觀察歸納得來，因此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試討論“中醫治療體系”中的幾點基本認識》）

    1957年吳德釗先生云：“無可否認的，中醫在癥候診斷方面，卻創造了一系列特殊的具有唯物主義意義的‘辯證’法。在二千多年來長遠的年代里，經過無數次的經驗驗實，中醫運用這些方法，針對錯綜復雜的各種‘癥候’類型治療，通過排除或消滅致病因素，調整或協助生理機能，使全部癥狀隨疾病治愈而消失，成功地達到治愈目的。”（《中醫的“辨證論治”》）

    1958年蒲輔周先生云：“‘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治療的基本原則……符合于辯證唯物的先進的科學思想。”（《從治療乙型腦炎的臨床實踐體會談中醫辨證論治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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