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經方家以傳承有效方藥為宗旨，但是要想用好方劑，不精通藥性理論，不知道疾病的寒熱虛實，也達不到理想的結果，甚至會適得其反，造成失治誤治。

    可見，醫經、經方兩派共同的特點是必須通過理論精通，才能達到療效自強。

    張仲景面對傷寒病流行、死亡率很高的局面，“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用醫經家的理論，研究經方家的經驗，才撰成了千古名著《傷寒雜病論》。金元醫學代表人物、溫病四大家，都是理論創新的典范，也是療效卓著的醫學人物。

    西風東漸中痛失“理論自信”

    當中醫遇見西醫，由于兩者對于人體健康、疾病標準、診療方式的認識有明顯的不同，本應是自成體系，互補短長，相得益彰。但是，回看歷史過程卻不是這樣。

    在北京行醫40年的王清任，于1830年出版了《醫林改錯》一書，這本書對中醫界的震撼，不亞于《天演論》在中國近代的影響。只是前者發表的時候，中醫界陣容完整，名醫、名藥、好療效還都“名不虛傳”；后者發表的時候，華夏大地已經千孔百瘡，中醫正面臨淪陷的危險。

    按照西醫解剖的標準，中醫的臟腑經絡學說立即受到質疑，“廢止舊醫以掃清醫藥之障礙”的“醫學革命論”，從輿論旋風，逐漸到政府提案，陰陽五行受到前所未有的圍攻，臟腑經絡、辨證施治、方藥組合、臨床療效都成了被懷疑、被批判的對象。

    中醫在周圍一片懷疑聲中，其社會地位動搖了，中醫行業不再是社會精英“不在朝廷之上就在醫林之中”的選擇，學術逐漸萎縮，陣地逐漸縮小，大有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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