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各國對中醫進行管理的另外一個原因，源于其國內部分民眾對中醫藥療效的質疑。例如，今年年初，400多名澳大利亞西醫和一些“科學人士”簽名反對大學開設中醫教學課程，并指責中醫為“江湖騙術”；默多克大學一個研究團隊４月發表論文稱，通過對幾種中成藥樣品的DNA分析，發現其中含有有毒成分。其實，國外學者對于中醫藥的療效和質量問題，從未停止過爭論與懷疑。例如，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一份雜志披露，在被其調查的247種中藥產品中，存在砷（5%~15%）、鉛（約5%）、汞（約65%）超標問題；其他安全和質量相關問題，包括毒性藥材（在澳大利亞已多次出現烏頭堿中毒現象），微生物污染等問題。對于這樣的結果，我們不能說完全否認，但是也應保持懷疑態度。畢竟在中醫藥領域，存在著毒性藥材入藥治病的先例，例如，我國名貴中成藥安宮牛黃丸處方中就含有雄黃和朱砂兩味毒性藥材。而這些現象在不了解中醫的外國人看來，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從以上材料不難看出，海外中醫立法光圈的背后，還潛藏著不少制約行業發展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為中醫藥海外發展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為應對這些問題，需要中醫藥從業者積極加強與當地醫藥行業的溝通和理解，消除分歧。 

　　以醫帶藥 互促發展

　　近年來，隨著中醫藥國際化的蓬勃發展，關于中醫與中藥如何發展，誰先發展的問題，便成為業內熱議的一個話題。

　　在我國，大部分綜合性醫院中都設有中醫科，并且正式的中醫藥培訓也已納入國家健康計劃的一部分。根據山東大學公布的一組數據來看，每年有超過2億的門診患者接受中醫療法，約300萬的住院患者接受中醫療法。政府在中醫領域的支出將近15億美元（約80億元人民幣），占公共衛生支出的比例達6.71%。隨著中醫行業的快速發展，我國中藥市場規模也已擴張至300億美元，年增長速度達23%，超過了我國醫藥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此外，列入2010年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中藥品種達102種，占目錄總數的1/3。諸多數據都在印證著，中醫藥互促發展所帶來的成效是不可小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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