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按現在作者先發表論文再與他人分享的常規，爭論會少很多，容易為作者評功。不過，這樣對有些病人并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發了論文，其他課題組才能用藥，有些病人那時就不可能及時用藥而無治療機會、甚至可能因此喪生。

　　從多個來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時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組和自己研究小組其他成員的作用，包括她后來的出版物引用文獻時，將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為“523任務”其他參與者所詬病。我們作為無爭議方試圖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難，不理解她把中醫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時間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給我們看的原因。

　　張亭棟雖然被《紐約時報》報道過，但未受中國的肯定，在國際學術和醫學界也基本繼續默默無聞，其原因不在于矛盾。他的研究小組，有人（孫鴻德）提出過專利爭議，但時間比較晚且未獲法庭贊同。從1973年開始發表的論文可以看到，張亭棟的關鍵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認可，可能與他工作地點有關，也和他英文論文較少、缺乏國際視野和國際交流有關。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未充分意識到其工作重要程度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醫結合雜志》，陳國強、陳賽娟、王振義、陳竺在專題筆談中介紹“自70年代初期，哈爾濱醫科大學（以下簡稱哈醫大）在臨床實踐中發現三氧化二砷（簡稱氧化砷）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近兩年來，我們與哈醫大合作，應用氧化砷注射液治療對全反式維甲酸（ATRA）和常規化療藥物耐用的APL復發病人”，肯定了哈醫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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