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茶易馬是諸物資中最佳選擇。宋初以銅錢、絹、茶等易馬。以銅錢買馬，存在三個問題，據史載，綜合平衡計算馬價，平均每匹約30貫錢，以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計算，耗資七十五萬貫，非國家財力所能負擔，此其一。北宋初年。銅餞大量流往宋朝統治以外地區。導致錢荒，影響貨幣流通與市場繁榮。此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錢，悉銷鑄為（兵）器”，這就等于為對方輸送武器，增強了他門進攻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軍事上造成極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銅錢買馬。

　　再看以絹買馬。太宗、真宗時，宋中央政府二稅收入的綢絹每年不足二百萬匹。一匹絹值一貫，一匹馬值三十貫，則需三十匹絹買一匹馬，絹賤馬貴。平均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則中央財政絹的支出幾乎占全年二稅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財力無法承受的。只有茶貨源充足，牧民又喜愛，故以茶易馬是中央財政最佳方案，從而推動了茶馬互市貿易的發展。 榷茶銷番，保證軍費和戰馬來源

　　從歷史的真實意義來說，宋大祖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但北宋始終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在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此外還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龜茲等政權，爾后又有東北的金政權。北宋統治者片面總結了中晚唐時期宦官擅權，藩滇割據導致唐代滅亡的經驗教訓，而忽視了北宋的國情。在軍事部署上錯誤她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禁軍有一半是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國各要沖地區，主要是防止人民起來造反。邊境上只屯駐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勢力采取被動的守勢。這種策略被他們所識破，就誘發了她們頻傾向北宋發動進攻。同時宋軍隊由于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不靈，戰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雖然養了百余萬大軍，卻阻擋不住遼、西夏的侵憂。每次戰爭的結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獻大量的銀、絹、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舉攻宋，訂立屈辱的“渣淵之盟”，宋每年給契丹銀十五萬兩、絹二十萬匹。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10－1012），西夏發動多次人規模進攻，結果在公元1004年訂立和約，北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發動進攻，烽人不息，長期戰亂。遼和西夏按連挑戰，使北宋成了歷史上名符其實的“積貧積弱”王朝。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和軍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別重視對茶的壟斷和茶馬貿易的實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極為嚴酷，以維護專利政策的推行。后調整在茶葉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會之地”設荊南府、漢陽軍、等六個榷貨場。其次又在準南盛產茶葉的靳、黃、廬、舒、光、壽六州設立十三場。凡六州園戶種的茶，一律隸屬于所在山場，把茶葉生產者控制起來。從而造成東南諸路茶皆榷，唯川、廣茶聽民自賣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圖富國強兵，欲徹底改變對遼、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納了王韶招撫居住在今甘肅洮河流域一帶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頭對準西夏，制服遼國。過去在河北、陜西一帶打戰，故榷東南茶以助軍響，現在要在與四川接近的地區打仗，不能舍近而求遠，故決定禁榷川茶。這說明川茶之榷，主要是為了保證熙州、河州地區軍事需要。

　　茶馬貿易組織機構與實施辦法

　　熙寧七年，神宗采納了熙河路經略使王韶以茶易馬招撫吐蕃的建議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籌辦此事。當務之急是成立機構，統一管理榷茶買馬事宜，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使茶馬貿易政策得以順利實行。

　　 （一）茶馬貿易組織機構：李杞抵達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設置茶場司，在陜西秦州設置買馬司。因榷茶買馬本屬一回事．后兩司合并，更名為都大提舉茶馬司。該司的職責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規，組建下屬機構，統一管理川茶的征榷、運輸、銷售、易馬事宜。

　　買賣茶機構，在成都府路八個州設置24個買茶場。在陜西設置50個賣茶場。賣茶場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全部收購茶農的茶葉，茶商必須向茶場買茶，不能和茶農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販，許人告捕、治予重罪。買茶場屬茶馬司直接領導，但“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監”，各級地方長官，均有義不容辭的監督之責。各買茶場并設有專典、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和征稅事宜。并制定了各場收購定額和超額獎勵欠額懲罰條例。賣茶場主要任務是把四川運去的茶葉按官價出賣或易馬，同樣屬茶馬司領導，地方長官也有監督之責，同樣制定了銷售定額和獎懲條例。 買馬機構：熙寧八年，在熙河路設置六個買馬場，后又在秦風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滬州等地增設。茶馬管理機構的設置與調整，組織的嚴密，獎勵和懲罰諸措施，對保證茶馬貿易政策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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