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商品，但在某個歷史時期，它的政治屬性遠遠超過商品屬性，在我國宋代，由于國家加強戰備，渴求戰馬，而強化茶的禁榷，積極開展茶馬貿易，成為邊陲要政。

　　宋代沿襲唐制，對茶實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爭論。改革派如李靚、王安石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預過多，主張茶宜通商，貨暢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內的保守派則堅決主張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馬互市貿易的開展，確保與遼和西夏戰爭所急需的軍貿和戰馬來源，解決北宋王朝面臨的政治、經濟兩個頭等重大的難題，以維護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因而兩派斗爭激烈，茶法頻頻變更。宋代始終把茶葉和戰爭捆在一起，茶馬貿易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

　　 茶馬貿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葉生產的大發展，為朝廷開拓茶馬互市貿易提供了豐宮的物質基礎。宋代東南地區的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諸路植茶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大的發展。東南9路產茶遍及60個州242個縣。福建的建州，不但產區集中，產量較多，而且品質優異，引起朝廷的關注．因而設置規格宏大，管理嚴密，專造貢茶的“北苑龍焙”，以代替顧渚貢茶院。每到采茶季節，“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硯”。同時北宋王朝繼唐朝開發江南廣袤土地之后，繼續向嶺南開發。在廣東、廣西開辟了很多新茶園。如廣東的南雄、循州，廣西的靜江府及融、潯、賓、昭等州。東南地區的茶葉產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達到兩干多萬斤，成為全國茶業經濟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規定專榷東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歲人百余萬緒”。景德元年（1004），茶歲課“五百六十九萬貫”，茶利直線上升，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柱，對籌措軍響起了關鍵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四川是我國茶樹發源地之一，也是我國最早出現茶葉市場的省。入宋，雖然茶業重心南移，但四川產茶歷史悠久，群眾富有種茶造茶經驗，茶農進一步開發山區，廣種茶樹。加上北宋中期以前，專榷東南茶，川茶聽民自賣。刺激了生產的發展。熙寧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開展茶馬貿易，拓寬了市場，也刺激了川茶的發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產茶，成都府路有九個產茶州（軍），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與西藏為鄰，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無”的生活必需品。歷史上川茶被稱為“邊茶”，其采制不及東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產量多，元祐元年（1086）達到三千多萬斤。加上東南諸路的產量，宋代茶葉總產量高達五千多萬斤，較唐代增長二、三倍，為茶馬貿易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二）“蜀茶總人諸番市，胡馬常從刀里來”，漢族居住在中原地區，以農業為主。邊疆少數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自古以來就進行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團結寬撫政策，更加強了這種交流，促進了團結和友善。安祿山反唐，回紇曾兩次出兵助唐平亂，且大驅名馬，市茶而歸。為茶馬互市貿易之始。

　　邊疆少數民族以畜牧為業，以肉，乳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膩，滌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飲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無不飲者。

　　古代，“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北宋與遼、西夏戰火連年，軍費開支浩大，戰馬來源貧乏。熙寧七年（1074），王韶收復河州后，給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馬至邊，其所市唯茶。”神宗則派人入四川籌措此事，以內地過剩之茶，換取蕃人之良馬，調劑余缺，兩廂情愿，互惠互利。茶馬互市貿易順應形勢的發展需要而蓬勃開展起來，成為漢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間經濟交流的重要形式。而這種形式的形成，對北宋來說，完全是由于政治與軍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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