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醫術的確讓人找不到攻擊她的口實，就連在她身邊的我和我父親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醫宣判死刑的病人救過來。
　　于是，我產生了一個投機取巧的想法。我想，西醫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學了就能會，中醫有點不好學，如果母親能把她的“絕活”傳給我，我不就可以在醫學上走捷徑了嗎？
　　我把這想法跟母親說了，我想她會抓住我想學中醫這一機會，把她的畢生所學傳給我。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母親拿出一沓書，都是《傷寒論》一類的中醫經典，差不多與我等身高，說讓我先將這些書都背下來，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親太不講究教學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誘才是呀。她也不想想當時我正身處科學高速發展時期，科學把世界改變得日新月異，令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陰陽五行呢？我想，陰陽五行是古人在沒有探測手段時所做的無奈的比擬方法，樸素就是簡單的尊稱，現代科學一定能提供出比陰陽五行更好的理論。那時代雖然還沒有“發展就是硬道理”之說，但我堅信，隨著科學的飛速發展，中醫占據的地盤最終會完全讓位給西醫，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書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科學的話，將會有更大收獲。再說，我絕無在不研究透科學之前去搞陰陽五行之理，我應該全力推進科學發展。
　　這疊書我也背了幾本，藥性、湯頭和辨證，我認為這就足夠了。可母親卻說我僅僅知道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親說，學中醫必須打下堅實的基礎，那就是背經典，而一知半解就會成為害人的庸醫。
　　我之所以沒學中醫可能與我過于理性有關，因為我看不到從醫途徑。
　　“文革”前，有個年輕人病得要死，是母親救活了他，他覺得中醫很神奇，就跟著我母親學中醫。他是真聽話，把那一沓子書全背下來了。他聰明、能干、要強，可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從醫之路。他后來做到一個大型國營廠的廠長。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滿等他診病的人。可他不是醫生，沒有處方權，我曾聽他傾訴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醫生的本事，卻沒有醫生權利的人，不想與那個廠長同一個下場。
　　我曾有一個能夠成為醫生的機會，我抓住了，可母親迫使我放棄了。
　　在我們城東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荒涼濕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島上的一個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圓百里沒有一個醫生，只得騎馬到幾十里外的軍馬場向獸醫求救。年輕的獸醫趕去，用給馬治病的藥和注射器給老太太救了急。事后，這個年輕人到母親這來討教，母親給他拿藥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給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17歲中學畢業時，這個村就要求我下鄉到他們村里去做赤腳醫生。我考慮了一番，答應了。可母親堅決不同意。雖然母親是醫生，可她自己的身體極弱，離開我的照顧她也真是難以活下去。
　　在那個年代，作為個人，沒有現今的生活之憂，不用考慮謀飯碗的問題。當時只是聽毛主席的話，想做個有用的人，像對待其他技能一樣，我掌握了一些醫學技能，除了針灸之外，西醫的測血壓、注射、聽診、急救什么的，也學了一些。母親不善言談，她不能說服我學中醫，又堅決反對我從技能層面上接受中醫。當時我不理解她反對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中醫難道不是技能么？既然我可以從技能層面學西醫，為什么不能這么學中醫？從我當時所形成的學習觀點來看，中醫是不可學的。這樣一來，與其背一沓子舊書，不如讀一沓子新書。背舊書不一定有學問，讀新書卻會有知識。于是，理所當然地，我走向了科學。
　　面對強大的科學攻勢，母親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兒學中醫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學習不能是強迫的，人首先要受社會環境影響，母親如果17歲時處于我那個時代，她也不會投到中醫門下，也會去學西醫，所以說真正的學習是出于自然。
　　母親自己接受中醫的過程十分自然。母親體質極弱，屬于先天不足后天虧損那類的，十幾歲時，連一條橫道都跨不過去，走幾步就要昏倒，還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無立足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當地一位著名的老中醫處，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誓死學醫，就此拜師。是中醫救了她的命，也賦予她生存的本領。我想，正是基于此，她的中醫立場才一直堅定，她的行醫方式才沒有偏離中醫的傳統。母親的師傅能在那個年代破格收下一個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這一良好的學習動機呢？
　　母親是1924年生人，17歲學中醫，24歲開始走鄉串戶獨立行醫。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集中年輕的中醫上西醫院校，統一接受系統的西醫培訓，因此，要真是講學歷的話，母親是出自西醫院校。在培訓過程中，大批中醫改學了西醫，走出校門后當了西醫。母親也會西醫的診治方法，她也用聽診器。我女兒小時候發燒，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貼著她的胸和背聽“干啰音”、“濕啰音”，就是母親教我的。在母親的書架上，有成套的西醫解剖、生理、病理的書籍。我是從母親的藏書中了解巴甫洛夫學說的。母親有許多轉做西醫的機會，但她總是微笑地搞她的中醫，不為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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