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長海 河南中醫學院　　王治英 河南中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三農”這一社會和民眾關注的熱點問題再一次成為了黨的工作重心。通過對本次會議和黨的農村政策的解讀，筆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本次會議的召開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帶來了發展機遇。中醫界應該充分抓住這難得的發展機遇，全力以赴，深入挖潛，進一步鞏固中醫藥在農村的主陣地。

　　長期以來，中醫在發展中過分關注了城市人群的需要和認可，而忽視了一個至為關鍵的領域，那就是“三農”這一主陣地，從而造成了一種現實性矛盾，農村、農民需要中醫，然而中醫卻成了陽春白雪，與“三農”之間的距離感日益增加，突出的表現為“三個匱乏”：一是農村中醫人才大面積匱乏。因為國家規范管理的需要，農村赤腳醫生中會中醫的也基本紛紛轉行、停業，消失殆盡；基層中醫院中中醫人才越來越少，甚至斷層，而新的人才隊伍卻沒有來得及補充。二是真正的高水平的效益好的中醫醫療機構匱乏，西化嚴重。一般情況是，基層中醫醫院與同級別的西醫院在發展上的差距越來越大，效益大面積滑坡甚至生存困難，西醫化成了中醫院生存的重要靠山和救命稻草。三是醫學院校畢業生扎根農村者匱乏。農村需要中醫，然而，卻因為各種原因吸引不到優秀的中醫藥畢業生到農村工作。畢業生不愿意下農村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換句話講，中醫在發展上已經在形式和實質上與“三農”形成了巨大的鴻溝。

　　筆者一直認為，“三農”是中醫事業的主陣地，城市是中醫的第二陣地，國際是中醫在國內充分重視、充分發展鞏固之后的第三陣地。中醫的根基在于“三農”，而不在于城市和國際。結合當前的國情和中醫國內開花國內不香的現狀，越發強化著中醫“三農”主陣地的回歸。

　　一、中醫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與“三農”的聯系根深蒂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從古到今，農村、農業、農民都是一個基礎性問題。正因如此，中國的社會文化都與農耕文明有著緊密的聯系。中醫也是這樣，其誕生、發展及現狀都深深地烙著農耕文明的印痕，是農業文明的產物。眾所周知，中醫的發展主要是與中國人民的生產實踐密不可分，從早期的神農嘗百草到后來的《本草綱目》，我們可以看到，中醫主要依賴植物藥、動物藥和礦物藥，這些藥物主要來源于天然和農業生產，打上了深深的農業文明的烙印。

　　二、中醫在農村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建國以前，中醫往往是官化不足，民間普遍流行，許多名醫往往是半耕半農，中國農村、農業一直是中醫的舞臺，農民是其主要的受眾。群眾喜愛中醫，與中醫有著天然的感情。這種感情通過親身實踐和代代相傳日益加深，直到現在。

　　三、中醫優勢是解決中國農業大國人口看病難看病貴的有力手段。當前，隨著化學生物制藥成本的增加和高端檢查診療設備的普及，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共性的問題。而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衛生資源相對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就顯得尤為突出。而這個突出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生活在農村的8億群眾。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探索出一條簡便、有效、低成本的醫療模式。正如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當前衛生工作的要求是“安全、有效、方便、價廉”。而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中醫藥正好具備了這四個方面的優勢，與黨和政府的要求相契合。因此，在農村發展中醫藥是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有力法寶和主要途徑。

　　四、中醫藥是改善農業結構、農民創收增產的有效渠道。正如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的那樣，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當前的中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尚未形成，要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在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上下功夫。而中醫中藥主要來源于農業經濟，植物藥材種植、動物藥材養殖和礦物質采集正好也是農民增加收入的有效渠道。以藥材種植為例，河南省南陽市近年來不斷加大藥材種植力度，以南召辛夷、西峽山茱萸與天麻、桐柏桔梗、方城丹參、鄧州麥冬、內鄉黃姜、鎮平杜仲、唐河梔子、社旗板藍根為主的十大中藥材示范基地發展勢頭強勁，年產值近20億元，占全市農業總產值的4%。西峽以宛西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為龍頭，采取“公司+農戶+基地”的生產經營模式，建立了30萬畝的山茱萸基地，現已成為全國知名的中藥生產企業，創造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使不少農民通過種植中藥材走上了小康之路，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因此，筆者認為，中醫的發展必須基于中國的國情，充分把握有利環境，在服務社會、服務群眾的過程中將重心轉移到三農問題上來，充分發揮中醫優勢，在解決8億農民就醫難、就醫貴的環節上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