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植物藥的發現和使用
　　神衣氏嘗百草而始有醫藥的傳說故事，流傳久遠《淮南子·修務訓》：“神衣……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謐《帝王世紀》：“伏義氏……選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六臟，五行陰陽，水火升降得以有象，萬物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又說：“（黃）帝使歧伯嘗味草木，典主醫藥，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從而對炎帝神農氏在藥物的原始發現所作的貢獻予以肯定。這一論點為學界的普遍觀點，例如：《世本》有“神農和藥濟人”；《通鑒外記》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晉·干寶《搜神記》有：“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史記補三皇本紀》也有“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關于我國藥物，特別是植物藥的最早發現和使用，在古代無不歸功于神農，研究者普遍的觀點：我國歷史上的神農氏，不是專指某一個人，而是指整個以炎帝為首領的氏族部落，是來自這個群體無數次漫長認識過程的實踐經驗積累。
　　關于神農氏嘗百草之遺跡，《述異記》有：“成陽山中神農氏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zi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路史》中敘述的傳說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上述之鞭藥磨蜃、察嘗……實質是在辨別藥性過程中的某種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實驗思維推理總結過程。
　　人們對藥物特性的認識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而不斷提高。畜牧過程的動物中毒、疾病知識的不斷總結；農業技術的不斷豐富和人們對植物性味、作用經驗的不斷認識和總結，同時也給藥物的栽培打下了技術基礎。
　　原始人類對植物藥的應用，開始當以單味藥為主，也可能是少數幾味藥合用。鄂倫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樹熬水擦患處，或用“烏道光”樹皮包患處，用來消腫；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瘡；用黃芩研細加水，包患處，治癰；用羌活、獨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勞損和風濕性關節炎。佤族用獨子葉治腸胃病和便秘，用桂樹皮健胃。景頗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內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瘧疾。所有這些運用植物藥的樸素經驗，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傳中，早已成為各自民族醫療共同所有的知識，這些經驗一直流傳至今。雖然在其發展過程中會有無數次改變、改進，但卻如實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會植物藥用藥經驗的積累。這些經驗的積累雖然是十分零星和膚淺的，但這種狀況為我們研究原始人類，發現和使用植物藥的早期史實以很好的啟發。

　　二、動物藥的發現和使用
　　動物藥的發現和人類的狩獵和畜牧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未發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飲其血；隨著用火特別是人工取火的發明，使很多動物肉類成為人們的主要食品來源，使人們更多地接觸到了動物的肉、脂肪、內臟、骨各及骨髓等，從而促進了人們對各種動物對人體營養以及毒副作用的認識，并進一步為認識其藥用功效而有了不斷的經驗積累。
　　我國有的少數民族用藥經驗中，動物藥的應用占著較大的比例，而且尚帶有一定的原始痕跡，可以與原始時代的狀況作參照比較。彝族用麝香療蛇毒；納西族利用螞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療關節炎；鄂倫春族用鹿心血拌紅糖、黃酒口服，治療心跳過快；用熊膽拌溫水，口服或擦患處，治眼疾；用鹿心臟曬干研末，口服或擦患處，治咳嗽；佤族熊膽泡酒，口服或擦患處，治咽喉痛或退高燒；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第458～459頁,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這些生動的事實，為我們考察動物藥發現和運用的最初狀況提供了極其寶貴的人類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