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聞報》記者孫籌成曾記述有各類參展物品情況：“圖書類內之史傳，如康熙三十七年王宏翰所著之《古今醫史》手抄本及陳邦賢所編之《中國醫學史》，均系稀世之珍；譯著，如明李時珍所著之《本草綱目》已譯成英文本”；“畫像類內之十大名醫像，一曰驚世神應王秦越人，二曰漢先醫壺公，三曰神效王扁鵲，四曰倉公淳于意，五曰秦先醫高緩，六曰抱樸子葛洪，七曰玄宴先生皇甫謐，八曰太醫令王叔和，九曰良醫華佗先圣，十曰醫圣張仲景，均五寸長，而道貌岸然，奕奕有神”；“物品類內，如神農、伏羲、黃帝三皇牙雕塑像，均甚精細，神農右手置于膝上，左手持草作嘗試狀；伏羲端坐凝視，雙手高捧八卦；黃帝右手持斧，左手置于胸際，咸裸體而于腹部披以樹葉，完全上古時代之裝束，身高四寸半，惟妙惟肖。另有鐵質藥王神位，古色斑斕，亦千年前之物，甚為寶貴”；“醫俗類內，有木雕藥師佛、痘疹神、眼光娘娘、呂純陽、華佗、藥藏、藥王、神農各一尊，并置于玻璃櫥內，宛似廟內之佛堂；又有藥王神、送子娘娘、天花神、痘疹司、催生娘娘等木版所印之神馬十余張，陳列一處，與舊俗年終家內敬神相仿”；“其他最為觀眾所注意者，尚有兩種物品”，一是“總理中山先生習醫時，所得香港西醫書院掌院與講考各員聯名合給之畢業證書”，二是“名醫葉天士先生之親筆處方”，“均配以鏡架，并懸壁上。其他名貴之件頗多，一言以蔽之，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參觀醫史國醫拾零》）。

    中華醫學會第四次大會同時舉行了多種展覽，如“南京衛生署將其工作設為大規模之展覽，中央防疫處出品亦列其中”，“上海工部局衛生處及漢口藥用品制造廠，均有出品展覽”，但“就中最杰出者，當推王吉民醫師及醫史委員會諸委員籌備之中國醫史展覽”（《中華醫學會第四屆大會紀略》）。中國醫史文獻展覽會引起了參觀者極大的興趣，在上海各界也產生了相當的轟動，上海《申報》《東南日報》等各大報章都予以報道并給以好評。

    后續影響

    在中華醫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吉民作了《組織中華醫史博物館之建議》的專題講演，得到許多與會者的贊同與支持。在“中國醫史文獻展覽會”結束后，一部分展品的主人將展品捐獻，“即安置于本會會所內，為創辦醫學博物館之初點”（《總干事報告》）。“后得各方之捐贈、借用以及零星添購”，并“在中華醫學會圖書館傍，特辟一室陳列各物”，經一年多努力籌措，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醫學史專業博物館——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現上海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在1938年7月，正式開放，任人觀覽。

    1946年12月12日，醫史學會在中華醫學會大禮堂舉行了一場特別展覽會，“一則以慶祝抗戰勝利，河山收復；一則以介紹中國醫藥文化與西方同道。所陳列之書畫及藝術品，皆甚名貴。是日到會者約八十人，其中三十余為盟軍駐滬醫務人員，濟濟一堂，殊盛事也”（《十年來本會工作報告》）。

    1947年12月20～21日，醫史學會與中華醫學會合辦醫史文物展覽會。“出品之富，規模之大，皆遠勝以前兩次”（《中華醫史學會第三屆大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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