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動的血脈

　　中國大西南區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條件使水上航行成為純粹的惡夢，而山道的險峻曲折，又根本無法行駛車輛，只適合馬幫的徒步運輸，這也正形成了茶馬古道的與眾不同之處：這完全是一條用人和馬的腳力踩踏出，用有血有肉的生命之軀輔就成的道路。

　　大致說來，茶馬古道的主要線路有這么兩條：一是從云南的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經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的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林芝、拉薩，再經由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一條是從四川的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在兩條主線沿途，還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支線蛛網般密布在這一地帶的各個角落，將滇、藏、川“大三角”區域息息相關地聯絡在一起。

　　1990年，跟著都吉趕的馬幫在滇藏川大三角區域一趟100天走下來，我才真正領略到茶馬古道的魅力。那異常險惡的生存條件，那長達數千公里，來往一趟需耗時四五個月的漫長旅途，造就了馬幫們為人稱道的冒險精神，這種冒險不只是拿生命財產作孤注一擲，而且需要非凡的膽識、堅韌的毅力、勇敢的氣魄和卓越的智慧以及親密無間的合作等等一系列美德。馬幫身上不乏這些東西。這也正是茶馬古道的迷人之處。

　　當然，馬幫們冒死來往于茶馬古道，主要是為了貿易獲利。人們為了生存，為了發展，總得進行相應的貿易交流，于是，為了豐厚的經濟實利，馬幫們不惜以生命為代價，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卓絕的抗爭，翻越千山萬水，年復一年不辭辛勞地往來供需各地，形成了獨一無二的馬幫運輸的壯觀景象。這正像著名史詩《格薩爾王傳》中所錄藏族古諺唱道的：“來往漢藏兩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來西也不愿馱，但遇貿易有利，連性命也不顧了。”就是這千千萬萬馬幫拋家別子，風餐露宿，常常逾年不歸的來來往往，從一個山谷到又一個山谷，從一個村寨到另一個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條山道，終于“流淌”成各地間相互溝通的“生命”大動脈，成為大西南地區的聯系紐帶，成力中國與外面世界溝通的又一條通道。這些馬幫集中駐足停留，進行商品集散的驛站，往往就成了后來的城鎮。

　　過去我們對經濟需求對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巨大推動力認識得太不夠了。在民間，這樣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記載或人們所想象的豐富得多。

　　三、古道隱蒼茫

　　1992年初，我來到作為普洱茶六大茶山重要集散地并作過勐臘縣（鎮越縣）府的易武鎮。從鎮長任上退下但仍在主持地方志編撰的張義先生，給我講述了他少年時候親眼所見并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情：由于滇西抗戰的影響，茶馬古道被長期阻斷，藏族地區嚴重缺茶，戰爭才一結束，來自中甸、德飲的藏族馬幫就蜂擁而至，一個馬隊就有一百多匹牲口，將六大茶山的茶葉搜羅一空，甚至連多年的老茶葉也全部買走，他們付的藏銀洋多得無法計數，只好堆碼在桌面上一摞一摞地數個大概，油燈下，那些沉甸甸的銀洋壓得桌子吱嘎作響……

　　易武及思茅一帶的人們都把馬幫來往的道路稱為“茶葉之路”，許多路段都由當地有名的茶莊茶號出面出錢，修橋鋪石，在山間密林中蜿蜒伸展，直達遠方。這些路至今仍在。

　　其實在宋代，茶馬互市已經成為漢藏間的一件大事。及至元世祖忽必烈由西昌、麗江奔襲南詔，進一步打通了滇、川、藏間的道路，加強了各民族的聯系。明、清兩代，茶馬互市有了空前的發展。明末，云南各族人民進行了十七年抗清斗爭，因戰亂，對西藏的茶葉供應少了，后來一俟清兵人滇，達賴喇嘛立刻遣使要求恢復茶馬貿易。據載，僅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銷西藏就達三萬擔！滇藏山道在那時已名正言順地成長為一條“茶葉商道”。

　　至民國年間，據《云南邊地問題研究》記載：“普思邊沿的產茶區域，常見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來如梭，每年貿易總額不下數百萬之巨。”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當年的茶馬古道是如何的繁忙和熱鬧。

　　抗日戰爭中后期，這條古道更成為中國大西南后方唯一的一條國際商道，難以計數的物資通過世界屋脊源源不斷地流來淌去。

　　就這樣，由于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加上統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葉的大量運輸，造就了茶馬古道。而古道上經濟物質的大量交流，必然帶來相應的其他文化的傳播和相互影響，更由于行進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這種極特殊的“裁體”，使得茶馬古道逐漸形成了聯系沿途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紐帶。

　　但由于各種緣故，主要是由于茶馬古道的不可思議的艱難險阻和遙遠漫長，這條古道被人們忽略忘卻，對它的研究開發幾乎是一個空白，古道在靜默中浸透各種神秘蒼茫；曾經在古道上來來往往的馬幫們一個個故去，他們的生活也早已掩埋在逝去的時光之中。 在這條路上，數千年的歲月積淀下了無與倫比的文化寶藏，它期待著人們去探索它那無盡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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