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早就觀察到，人的生殖能力與性機能和性器官的發育要經過一個相對教長的時期，才能完全的成熟，而生殖能力的具備，并不意味著性生活的條件已經形成。前已述及，《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可能有子。因為在這個階段，男女天癸至，已具備了生殖能力，陰陽交合也可能有孕育。但是人的性機能與性器官并未完全的發育，是不宜結婚，而過早的結束性生活的。只有到了男女腎氣平均，真牙生而長極，標志著男女性的發育已經成熟，這時才考慮婚嫁大事。所以南齊《褚氏遺書．問子篇》寫道：“合男女必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聚；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完實……”現已證實，在這個年齡結婚是合乎生理要求的，而且從男女性機能的發展、變化而言，男子大于女子十歲左右，也是合乎男女生理實際的。可見，從生理發育看，女子天癸未裕，不可近男色；男子方苞未開，不可近女色。

　　人們都十分清楚，結婚就意味著新的家庭的誕生，意味著生兒育女，意味著要承擔起做父母的責任。這不僅僅是具備了婚嫁的生理機能所能解決的，需要知識與才能，需要社會實踐經驗，需要處理各種大事的獨立決斷能力，因此，必須具備心理與社會應激能力。然而這種知識與才能的積累，心理素質的提高，古人認為也要經歷幾個階段。《禮記．曲禮》說：“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即妻室。因為這時“男子三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廈，行孝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始理男事”（《禮記．內則》）。對于女子來說，則應具備“通于織紉紡績之事，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這就是說，男女婚嫁時應當獲得獨立于社會的能力，能夠擔當起做父母的責任。古謂“三十而立”。在事業取得成就，在身體上有最充實的發育，才考慮婚嫁大事，于國、于家、于己都是有益的，這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古人認為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三而嫁，是最適宜的婚齡。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科學的。因為他不但包含了身體發育方面的內容，而且考慮到了人的社會實際能力。我國目前法定的結婚年齡下限是男子二十二歲，女子二十歲，更鼓勵與提倡晚婚、晚育。這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

　　但崇尚多子，又是上古的遺俗。在我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儒家信條影響極為深遠，至今仍象一個幽靈在人們心中徘徊，以歷代皇帝為代表的上層統治階級，為了“重國廣后嗣”，專門娶未成年的少女為妾，希望子孫繁衍昌盛。但往往事與愿違。道理在于“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泄，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褚氏遺書．問子篇》）。笄是婦女束發用的簪子，女子到了十五歲方能插上簪子，以發型作為許嫁的象征。未笄既未成年的少女，因未發育完事，陰精早泄，所以不孕。關于這一點，《景岳全書．子嗣．十機》指出：“童稚乃女子之時機也。方包方萼，生氣未舒，甫童甫笄，天癸未裕。曾也有未實之粒可為種不？未足之蠶可為繭不？強費心力，而年衰者能待乎？其亦不知機也矣。”所謂時機，就是指掌握男女雙方發育成熟的蠶能吐絲作繭。這里沒有把握住胎孕的時機。少男少女，發育沒有成熟，等于花還只是花苞或花蕾時，生發之氣沒有舒展，腎精腎氣沒有充裕。沒有見過尚未成熟的果實可作種子用，也未見過尚未成熟的蠶能吐絲作繭。這是沒有把握住胎孕的時機，所以不孕。即使偶爾受孕，“而子脆不壽”，不合優生原則。故此甫童甫笄，不能破陽太早，不能泄陰太早。

　　尤令人憂慮的是男女“交合太早，破喪天元，乃夭天由”。男子以精為本，婦子以血為本。“男破陽太早，則傷其精氣；女破陰太早，則傷其血脈”，精傷及腎，血傷及肝，肝腎虧損，根本不固，是罹患疾病的緣由。而且這種病理性的損害，不只限于年少之時，至壯年、至老年還會表現出來。《萬氏家傳養生四要．寡欲》指出：“今之男子，方其少也，未及二八而御女，以通其精，則精未滿而先泄，五臟有不滿之處，他日有難形狀之疾。至于半百，其陽已痿，求女強合，則隱曲未得而精先泄矣。及其老也，其精益耗，復近女以竭之，則腎之精不足，取給于臟腑，臟腑之精不足，取給于骨髓，故臟腑之精竭，則小便淋漓，大便干澀，髓竭則頭傾足軟，腰脊酸痛，尸居于氣。”所以“年少之時戒之在色”，是頗有見地的。

　　陰陽和合，男女交媾，乃自然之道。但男子必三十而有室，女子必二十三而嫁，于養生延年，乃孕育優生都有益處。方苞方萼，生氣舒展，男陽女陰，天癸充裕，方可近男女，女思男，所以“欲不可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