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司外揣內”，司外是方法，揣內是目的。如果我們借鑒了西醫的微觀方法，就會幫助我們更加客觀深入地了解人體內部的變化，使中醫的“揣內”更具體清晰。實際上，西醫也在借鑒整體思維的一些優勢，在診治疾病上開始追求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注重從整體看局部，使治療更科學準確。

　　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和工具，是屬于不同層次的東西，當下中醫借鑒西醫的多是方法與工具層面的，理論的東西較少。我們在判斷“中醫西化”問題上，有時就把不同層面的東西混為一談。例如中醫研究中對一些現代科學方法的吸納、中醫臨床對一些現代檢查手段的應用，這僅僅是工具的借鑒，它不能置換你的思維方式，也改變不了你的理論。

　　工具是受理論與思想支配的，思維方式的改變主要是受外界理論與思想的影響，與工具沒有直接的關系。因此，如果把現代科學方法和先進工具的引進視為“西化”，那么中醫就永遠不能超越“三根指頭和一個枕頭”的模式。

　　此外，文化差異也不應當成為科學交流的障礙。“和而不同”是不同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科學的交流與合作同樣秉承這一原則。中醫與西醫雖然產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這并不影響它們作為自然科學而進行交流，不影響它們對人的生命現象進行共同的探索與研究。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提出的中西醫結合方針，以及這一決策為社會帶來的貢獻，足以說明中醫與西醫之間的合作是一條正確的醫學發展之路。

　　可以說，包括中西醫在內的一切自然科學學科，其交流與發展是不受任何文化影響的，文化只能促進科學的發展而不可能成為科學發展的障礙。

　　總之，中醫與西醫，是對手更是伙伴，不同條件下表現為不同的關系與角色。但是，無論是對手還是伙伴，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共同發展，永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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