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效霞  山東中醫藥大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醫易同源”、“醫源于易”之說空前盛行，并掀起了一股以《易經》研究中醫的熱潮。論者以為“惟有援易入醫，以易訓醫，才能揭示中醫理論的實質”，甚至將“醫易匯通”研究提高到可以“在更高層面上修正、補充、發展中醫”，“是中醫發展的走向，也是實現中醫現代化的前提”的高度。有鑒于這些在中醫學界頗為流行的“高論”，筆者認為：陰陽思想是《易經》所沒有的，而是《易傳》給發揮出來的。近來，筆者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被“醫易同源”論者奉為至理名言的“《易》以道陰陽”———這一出于與《內經》成書年代大致相當的《莊子》里的話語竟然是后世注文誤入正文。現不惜冒貽笑大方之嫌，斗膽提出，以就教于方家。博雅時賢倘有見教，則幸甚矣。
　　詳“《易》以道陰陽”一語，始見于《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其文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全面分析上面這段話語，從語義上看，其分為三層意思是顯而易見的，即“其明而在于度數者”、“其在于《詩》、《書》、《禮》、《樂》者”、“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三者各自所對應的解釋分別是：“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便言之，上述三者之間各自構成了對文，它們中間是不應插入“《詩》以道志”等六句的。再從文脈上分析，該文第二層只說《詩》、《書》、《禮》、《樂》四者，即便認為“《詩》以道志”等六句是莊子自注句，也不能突然鉆出了《易》和《春秋》來。簡言之，在《詩》、《書》、《禮》、《樂》之外，而溢出《易》、《春秋》兩事，尤為不合。綜此以觀，不論是從語義上，還是從文脈上，將“易以道陰陽”視為成書于戰國時代的《莊子》所固有的話語，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若以文獻學的專業術語而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句，為后世注文誤入正文，則是確鑿無疑的。
　　明確談論醫易關系的，人們常常推到孫思邈。實則孫思邈所說欲為人醫必通《周易》，不過是說作醫生應該也會算卦罷了，并不是要講什么易理。真正企圖從易理中談論醫易關系的，是金元以后的事情。正如劉伯驥先生在《中國醫學史·導論》中所說：“且自南宋理學之興，醫學以儒理通于醫，遂認醫易同源，既以易理釋醫，復以性理傅會于氣數。此憑虛空論，雖無補于治療，但風氣一開，遂橫決于元明，而流習于清初而未已也。”對于“醫易”關系，謝松齡先生在《陰陽五行與中醫學》一書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論述，足資目前正在從事“醫易匯通”研究的學者借鑒：“漢代方術皆以陰陽五行為家，表明諸術互通，是一道之技。難怪今日的科學易學有‘醫《易》同源’之論。這《易》，固然是陰陽五行之《易》；那源，則當是醫、《易》所表征的‘道’了。”“實際上，醫源較《易》源古遠得多。醫《易》同源論，其實是以陰陽五行為構架的大一統文化的產物。按照人文宇宙圖式，這個醫、《易》是陰陽五行的醫、易；這個源，是生陰陽五行的太極……有漢以降，儒生以《易》為五經之首，道士以《易》為方術之首；中國的‘人文’和‘科學’皆以《易》為首，也可說皆與《易》‘同源’了。這個源，其實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