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增秀  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

　　成書于二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其中蘊含著大量科學性的精華，最令人矚目的是不少理論具有前瞻意識，它給后世醫學的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啟示。
　　首先，治療個體化是當今醫學的發展趨勢，已引起醫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在辨證論治理論的指導下，對疾病的治療強調“因人制宜”，即根據病人的年齡、性別、體質、生活習慣等不同特點，來考慮治療用藥的原則。證諸臨床，同一種疾病，由于患病機體的反應性不同，可出現不同的臨床證候，如果用同一種方法進行治療，往往治此則效治彼則無效，甚至會產生相反的結果，因此臨床必須根據不同患者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相應的治療方法，這就是“因人制宜”的內涵所在，其理論與實踐的前瞻性，顯而易見。
　　其二，體質學說是中醫學的一大創見。任應秋教授曾說：“根據天賦體質的差別對人進行分類，中醫學可說是最早的，而且具有現實意義。”《素問·經脈別論》指出：“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性，以為診也。”《靈樞·陰陽二十五人》也說：“其肥而澤者，血氣有余；肥而不澤者，氣有余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余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靈樞·通天》還說：“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凡此都對人體體質的差異性以及與診法、治療的密切關系作了明確的論述。《內經》將人體的體質予以分類，計有陰陽五行分類、形體肥瘦及年齡壯幼分類、性格分類、形志苦樂分類等。中醫體質學說的最大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它貫穿于病理、診斷和治療各個方面，對臨床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與古希臘醫家希波克拉底氏（約公元前460～377年）根據人體內各種液體的不同比率，將人體分為多血質、膽汁質、抑郁質、粘液質四種類型的氣質學說相較，雖然在提出的時間上大致相仿，但從其內容及學術和應用價值上來看，中醫體質學說應該說是處于先進地位，它極富前瞻性，至今仍為中醫學和生命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
　　其三，中醫學理論中有關醫學氣象、時間生物醫學方面的論述富有科學的預見。從“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出發，中醫學認為人體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息息相關，強調在養生保健上，要順應四時的變化，如“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養生原則，并根據四時氣候的特點，分別提出不同的養生方法，以達到卻病延年的目的。對于疾病的發生、發展和預后轉歸，十分重視與氣象因素的相關性，如病因學將異常的氣候變化稱為“六淫”，是屬外因的范疇。《內經》還詳細論述了五運六氣在發病學和治療學上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對疫病的發生和流行的影響，至今仍被醫家所重視。我們在臨床中也深刻體會到四時節氣的更替，與疾病密切相關，姑且不談有些疾病的發生有明顯的季節性，僅就病情變化而言，不少患者常在氣候突變或逢“二至”（夏至、冬至）節氣時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又體質虛弱者由于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較差，遇時令或節氣更迭，可誘發舊疾或引起新病，這種情況，臨床亦不鮮見，誠如葉天士所說：“交節病變，多屬虛證”。更可貴的是，中醫治療學還提出“因時制宜”的觀點，并指導四時的處方用藥，如解表發汗藥冬天宜用麻黃，夏天則宜香薷等等。再者，中醫理論早就十分重視時間生物節律與醫學的診斷和治療的密切關系。《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中說：“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曰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也說：“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解也。”“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等等。這就為六經病的更有效治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機。另外，用天干地支記時的“子午流注”理論，其在掌握疾病的發生規律和指導臨床用藥特別是針灸按時取穴以提高療效上，有重要的作用。醫學氣象學和時間生物醫學作為近現代國際上研究氣象因素、生物鐘與疾病關系的新興學科，竟然在中醫學中有如此豐富的論述，其前瞻意識自不待言。
　　其四，醫學心理學也是近現代一門新興的學科，而中醫學在這方面早有豐富多彩的記述。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就有“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的說法；《素問·舉痛論》亦載：“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中醫學還將七情所傷歸屬于病因學的“內因”范疇，其在發病學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中醫又以“喜勝憂”、“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思勝恐”等以情制情的方法，治療情志異常的疾病，此類驗案，中醫文獻中多有記載，這對現代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診治，很有啟發，足資借鑒。
　　其五，中藥學的藥物歸經和引經理論，主要是論述藥物對臟腑組織的特殊親和力，特別是引經藥，如柴胡引藥入肝膽經，冰片引藥入心經等，它具有向導作用，即是能將諸藥引入特定的臟器和部位，以發揮方藥的更大作用和效果，誠如尤在涇在《醫學讀書記》中所說：“兵無向導則不達賊境，藥無引使則不通病所。”吳鞠通《醫醫病書》中也說：“藥之有引經，如人之不識路徑者用向導也。”這是古人的經驗總結，早在金元時代，張潔古、李東垣、王好古等醫家就創立了這種理論，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亦有記述，近年實驗研究已初步證實其科學內涵。更引人注目的是，這種理論與現代醫學近年興起的靶向學說有不少相通和類似之處，其前瞻意識，難能可貴。
　　中醫學作為我國優秀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其理論頗具前瞻性，對此我們應引以為榮，值得自豪，而沒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更沒有理由自戕國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