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們肯定了明初罷貢龍鳳團茶對后來散茶特別是炒青綠茶全面發展的積極意義。但是，明清散茶的全面蓬勃發展，廢止采造團餅以進，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實對發展具有決定推動和促進意義的，主要的還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尤其是茶葉經濟變化和發展的結果。具體來說，明清散茶和炒青綠茶的顯著發展，是這一時期社會商品經濟發展，或者是茶葉適應商品生產需要的一種反映。前面我們講到的團餅一類的緊壓茶在邊茶貿易中找到了它們的出路是這樣；明清花茶生產出現“百花盡窨”的發展局面，清朝咸同以后紅茶、烏龍茶的崛起等等，也無不是這樣。總之，所有這些發展，都是受社會商品生產的演變和發展所決定的。下面，我們不妨以咸同以后紅茶的急劇興起為例。
　　
　　我國紅茶的崛起，始于道光末年，在咸同時形成高潮，至光緒中期起，由極盛又突然轉入了中衰。這一點，同治湖南《平江縣志》的記載說得很清楚。其稱：“道光末，紅茶大盛，商民運以出洋，歲不下數十萬金。”①平江一縣每年出口的紅茶就達“數十萬金”，這不能說是一個小數字。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接受增設口岸和外國人可以在我國內地“自由經商”的條件，茶葉主要是紅茶在這一時期的出口，急劇發展了起來。茶葉大多種植和生長在山區，要發展種茶，首先要解決山區的勞力和糧食問題。這一點，同治《平江縣志》的編纂在按語中指出，平江山多田少，入清以后人口滋繁，雖豐年糧食猶不敷民食，至乾隆初，該邑引種番薯以后，才稍稍解決了糧食問題。這一點，不只是平江，也是其時我國南方各山區得以有較大開發和能夠風起競相發展種茶的前提和物質基礎。關于引種山芋對清中期茶園畸型發展的支撐作用，這在解放前甚至五六十年代江蘇宜興和浙江長興溫州人的老茶園中，還能看到這種遺存。他們的茶園和當地土著種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茶樹和山芋間作。宜興、長興一帶，只要也只有溫州人居住的村落，才有這種茶薯間作的茶園。他們的先民，不少就是乾嘉以后從溫州來的棚戶，起初是搖小船春來秋去，后來部分定居了下來，他們開始從浙江東南沿海舉家來浙西北山區墾荒，與掌握適于山區栽種的高產作物山芋，就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的。再回到平江說，同治《平江縣志》對當時茶業發展的情況記稱：“近歲紅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間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茶市方殷。貧家婦女相率入市揀茶，上自長壽、下至西鄉之晉坑、浯口，茶莊數十所，揀茶者不下二萬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①這里“凡山谷間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一句，很可玩味。為什么過去山谷里種植山芋的地方“悉以種茶”？因為這一帶由山芋解決了糧食問題，開墾有基礎，人口也較多。“悉以種茶”，不等于就不種山芋只種茶，但無疑也會壓縮一部分山芋面積，糧食何來？售茶后從外地輸入糧食。所以，咸同年間我國茶業的大發展，不但其本上是一種商品性發展，而且其發展起來后，進一步對山區和附近平原城鎮的商品生產及商品經濟，也有較大的促進。
　　
　　關于鴉片戰爭以后，我國茶業因紅茶出口的劇增急劇發展起來的記載，不只《平江縣志》，在其他產茶各省特別是福建、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的有關方志，的確是隨處可見。舉例來說，如同治五年《崇陽縣志》載：“道光季年，粵商買茶，其制采細葉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貯以楓柳木作箱，內包錫皮，往外洋賣之，名紅茶。”①同治六年《鶴峰州志》載：茶葉“現生產更饒，咸豐甲寅（１８５４）年，高炳之同眾公議，遂創首請示設棧，多方經營，由是遠客鱗集，城鄉悉食其利，而財源漸開矣。”②是州光緒續志也載：“紅茶，邑自丙子（１８７６）年廣商林紫宸來州辦紅茶，泰和合、謙慎安兩號設莊本城五里坪，辦運紅茶，載至漢口兌易，洋人稱為高品，州中瘠土，賴此為生計焉。”③再如同治《安化縣志》也載：入清以后，茶業日興，西北茶商遠至，咸豐間，因太平天國革命軍興影響，“阛客裹足，茶中滯者數年”，茶商轉至湖北通山，后來戰火波及通山，“通山茶亦梗，緣此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紅茶，收買暢行西洋等處，稱曰廣莊，蓋東粵商也。方紅茶之初興也，打包封箱，客有冒稱武夷以求售者；孰知清香厚味，安化固十倍武夷，以致西洋等處無安化字號不買。”④同治初，戰爭平息以后，西北茶商亦踵至，黑茶也和紅茶一樣又較快發展起來。類似的記載還很多。所有這些史料都一致說明，在咸同和光緒初年，我國南方不少山區，因茶的出口貿易的迫需，各地茶葉生產，或由茶商設莊收買，或由制造紅茶的技工交叉相傳，如福建、廣東的茶農至江西，江西的茶工至湖南、湖北教制紅茶，結果在這一時期，確實出現了一個茶葉特別是紅茶生產的飛躍發展階段。說形象一些，這也許是我國傳統茶業在國外近代茶業興起之前的一段回光返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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